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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社會階層(social stratification)一向是社會學家的中心議題,也是社會學家在瞭解社會不平等所使用的重要概念,更是市民社會裡公眾在政策辯論時的爭議焦點。每年財富雜誌在發表國富調查報告時,一項不爭的社會事實反覆再三的被確認: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裡,過去如此,現在亦然,未來想必也是當然耳。事實上,幾乎沒有社會可以達到所謂人人平等的境界。可見在富裕的現代社會裡,列舉種種不平等的社會現象並不困難,貧富差距、階級藩籬、性別差異與族群分歧往往透過個人身屬不同身分或群體而出現團體間有不平等的現象,更具體的說,在各種社會生活的場域裡,如嫁娶、擇屋、工作保障及升遷、教育及醫療資源的取得、收入、休閒型態、與社會事件影響力上均處處可見所謂不平等的現象。

      社會學家乃借用地質學家地層(strata)的概念來說明社會階層。就像地層是由不同種類的岩石一層層覆蓋而後形成岩層一樣,社會是依據不同層級予以分類排序的實體,而其分層的形成、定型與變化有既定的模式及運作的原則與機制並展現不同的社會風貌,如印度種姓制度或喀斯特與工業社會的階級體制顯然有很大的差異。換言之,社會階層是一個有層級的體系並由享有不平等層級之社會團體所組成,不同的社會可能因其特殊性而有自設的界定標準。一般而言,現代社會界定層級的主要標準有收入、財富、職業、種族、與性別,在階層體制裡位階的高低通常代表財富的大小、階級的異同、地位的高低、權力的多寡與文化的差別。

     簡言之,凡舉人類文明所知的每個社會,沒有一個社會不具階層化的屬性,而在全球化、科技新世紀震憾著全球經濟體系的變動時代裡,階層體制的持續、運作及演變無庸置疑地成為我們觀察現代社會運行與變遷的重要窗口。在後續介紹「社會階層與社會流動」的章節裡,我們將就階層體制的種類、社會階層的理論、社會流動的模式與台灣的社會階層等四項子題進行討論。

 

階層體制的種類

喀斯特社會

      階層體制在人類文明史上雖然以不同的型態出現,基本上有三種形式:喀斯特、封建與階級體制。喀斯特是印度階層體制的特色,也是所有階層體制中排他性最強的。喀斯特係指社會成員無法在階層體制裡的不同層級間移動,不同層級之間的成員也因宗教信仰與規定極少接觸。成員的階層位置或社會身分是與生俱來的、固定的、不能被改變的,他的子孫幾乎沒有機會拒絕由父執輩所傳承下來的社會身分。喀斯特社會,換言之,是一個封閉的社會,在喀斯特階層體制裡,社會地位或身分就像基因一樣會遺傳給下一代,因此社會學又用另一個概念—「賦予地位」來說明此類身分的屬性。

      印度最早從九世紀起至十九世紀止一直存在著種姓制度,英國殖民政府在十九世紀正式開始有計畫地剷除它,戰後印度政府亦試圖消除喀斯特所衍生的不平等現象,然而在印度許多鄉村地區裡,喀斯特的社會遺跡依如往昔。當代其他存在著喀斯特的社會有東非盧安達的塔族部落(the Twa)、巴基斯坦的斯瓦(Swat)、日本的部落民(Buraku)等少數族群。

      任何階層體制的運作及維持似乎標示著或內涵著此一社會的文化基調,印度教與喀斯特階層體制乃息息相關。印度人篤信靈魂轉世,相信來生與現世報。他們接納印度教的教誨認為人們在前世的所作所為,勢必決定個人來生時的喀斯特出身。由於印度人的宗教信仰,喀斯特身分被認定是上天所賜予的,也是他們應得的後果。祭司與學者是喀斯特的最高層級,其次是士兵,接著是農民與商人,為以上三個階層服務的是最低下的階層。婚姻控制是另一個維繫喀斯特的重要機制,喀斯特階層體制對結婚對象的選取非常嚴苛,同一喀斯特的男女才有談嫁娶的條件,不同喀斯特的男女是不得通婚的,而這樣的婚姻制度稱之為「內婚制」。除此之外,喀斯特的身分也決定了個人的職業與社會地位。

封建社會

      中古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封建社會。封建社會以土地所有權界定社會階層的高低。國王是最高階的領主,轄內疆土的所有人,各階層屢行義務的對象。為了有效控制領土他將土地出租給諸侯,諸侯則宣誓效忠並允諾在必要時為國王執行軍事活動以為回報。同樣地,貴族將土地劃分成若干莊園,依次出租給階級比他們低的貴族與騎士。而這些擁有土地的領主屬於封建社會的第一高階者,其次是教會的神職人員如主教、修院住持或牧師,接著是商人、工匠、自由身的農夫,而社會的最底層是在土地上勞動的奴隸,即農奴。

      封建領主式的階層體制明定階層之間沒有法律上的平等。高階領主比低階領主有較高的權貴,低階者依據法律必須對高階者屢行義務與責任,譬如農奴每星期必須固定天數在莊主的農場工作。個人地位、身分、權責與聲望絕大部分因出身而命定,極少數人因傑出的軍事貢獻而受贈土地與封號並進階社會流動,社會流動是非常有限的。與喀斯特社會一樣,透過「內婚制」,封建社會的階層體制成為安定社會的力量。

階級社會

      當工業革命開啟西方社會邁向工業化、都市化與民主化的過程中,產生一波波農民遷往城市尋求機會的城鄉移動,不但帶動改變他們所熟悉的工作環境、生活習慣及社會關係,也完全鬆散了封建體制的社會秩序。自十九世紀中葉起西方工業社會的新秩序正在形成與發展當中,中產階級的興起顯示階層間的藩籬是可以突破的,而向上層流動的規模更是前所未見。

      換言之,以階級為主軸的階層體制乃是工業化的產物,亦是現代社會的特色。現代社會的階層體制,其階層之間的界線相當模糊,例如中產階級的起始線與勞工階級的終極線如何區辨與劃分是難上加難。階級間的流動乃頻繁而稀鬆平常,且不受傳統、慣例或法律上的約束,階級間的通婚亦無法律或宗教上的限制,神聖與宗教的力量也逐漸式微。個人在生產、分配與消費等經濟活動中的位置與處境大部分決定了他在階級或地位的高低、財力的雄厚與權責的輕重。大體而言,階級社會是一個開放流動的階層體制,與喀斯特社會、封建社會截然不同。個人的努力、資歷與技術是決定其階層位階的首要因素,「成就地位」是取得社會地位或階級身分的主要模式。

      另一方面,社會階層的研究卻一再提醒我們,即使在開放流動的現代社會裡,家庭背景對個人階級位階之配置與擇偶對象之限制,其威力雖有所遞減,而在有些社會如美國甚至到一個較小的程度,但其持續影響力從未間斷。階級身分較高的年輕人有較優越的「生命機會」,他們就讀好學校,有較高的學歷與工作,多數會選擇同一階級背景的男女成婚。對家財萬貫的上層階級而言,狀況更是如此,家世的力量屹立不搖,階級的世代接續因繼承而得以發揚光大。

      明察以上三種不同類型的社會階層體制有助於我們觀察、分析與瞭解變遷中的社會及其所衍生的問題與困境,也提供我們以比較的觀點放眼看世界,鑑往知來、開拓視野。現代社會的階層體制乃有別於先前其他人類社會所呈現的階層風貌,層級間的社會流動似乎是常態。正如前文所述,此一史無前例的社會變動一直是西歐社會工業化期間社會學古典大師馬克斯、韋伯與涂爾幹等人所關注的焦點;也因為這樣的時代背景,社會學在當時的大環境下衍然而生,成為一門新興的學問,而社會階層理論必然是古典社會學大師們的論述重點。

 

社會階層的理論
 

      馬克斯(1818-83)生於德國,1849定居英國。在長期觀察十九世紀英國早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後,首創從經濟體制生產活動中的社會關係切入來論述社會變遷的內在動力、階層體制的運作原則,並奠定社會階層的理論基礎,甚至可以說,至今有關階層的研究與論述無不受到馬克斯的影響。韋伯(1864-1920)德國人,終其一生在自己的國家展開與馬克斯學派的學術辯論,主張資本主義社會的階層風貌是多向度的,除檢驗經濟面向外,地位、生活風格與權力面向亦不容忽視。許多當代社會學家繼續沿用古典大師的理論基調來銓釋變遷中的當代階層體制並以「新某學派」自居,如新馬克斯學派、新韋伯學派、新功能學派。

      二次大戰後,美國社會學界隨著功能學派的蓬勃發展,提出一套功能論的階層體系,但自1980年代起功能論述開始沒落並遭遇嚴重挑戰。取而代之的觀點則強調檢視階級、種族或族群、及性別所交錯而成的階層體系乃客不容緩,也唯有如此,造成社會不平等之終極源頭方可真正釐清。另一方面,從1990年代起,先進資本主義社會(又稱後工業化社會、後現代社會或資訊社會)的經濟體制面臨三大重要變化,其一是全球化,其二是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最後則是服務業的高度成長。在討論這些新發展對當代階層體制有何影響之前,讓我們先簡述階層理論。
 

馬克斯學派

      馬克斯的階級理論主張個人是否擁有「生產工具」決定他或她的階級類別。資本主義社會裡有兩種階級,一類是那些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人,又稱為有產階級(bourgeoisie)或資本家,另一類則是不具備生產工具所有權者,亦稱為普羅階級(proletariat)或勞工階級。生產工具係指生產過程中的關鍵性元素,如生產時所需的原料、所使用的設備等物件。廠房、土地、建物、機器均可視生產工具。簡言之,馬克斯的階級觀僅從一個向度即經濟面或物質面為基點進行論述。

      生產工具的有無決定了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的社會關係,而這樣的社會關係又稱生產關係。為了維持生計,勞工階級必須替資本家工作,以勞動力換取生活所需,而其經由出售勞動力所獲取的報賞,就是工作所得如薪資。在資本主義社會私有財產制度之下,資本家因具有生產工具所有權的身分,順理成章走進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並因此獲利、累積財富。他的所得並非工作所得,而是靠著能否在生產過程中產生利潤之方式進帳。為了有利潤或爭取更高的收益,資本家勢必將勞工的工資維持在低標,不超過產品的市場價格,甚至盡量壓低至不可再低的水平。

      換言之,在資本主義社會裡,資本家與勞工階級的關係具有剝削性與敵對性的本質。資本家藉由兩道途徑創造並累積財富:掌控生產工具或其擁有之各種資源並徵收勞動者因本身優越的勞動條件如技術、資歷與經驗所創收之「剩餘價值」。勞動者因為失去他所建造物件之控制權,也因為無法掌控絕大多數由他所創造出來的財富而產生他對工作的異化。工作不再是喜悅的、有意義的與值得的。這樣的生產關係導致階級對立與衝突,引發不可避免的階級分裂,最後終將引爆資本主義社會的崩盤。

    馬克斯當年有關資本主義社會的預言並未發生,而以馬克思學派為中心思想,經由無產階級革命在歐洲所建立的共產主義國家,如蘇聯與東歐諸國也在1989年後相繼瓦解,結束了共產主義國家在歐洲的歷史。然而他對資本家或有產階級的觀察與見解卻是一針見血、歷久彌新。對馬克斯而言,有產階級亦是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將會盡其所能,藉由他在經濟體制的優勢位置建立、掌控並形塑他在非經濟領域裡的絕對領導地位。凡舉法律、價值觀、藝術、信仰、各種典藏制度等上層結構的種種有關想法、思緒的元素亦變成他統治的對象,擴張其權力的手段。這樣一套與思緒有關且具系統性的信仰體系往往透過媒體、教會、學校與各級政府單位傳散開來以合理化或強化其優勢位置。

      即使如此,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仍有先天上的不足。馬克思不曾料到資本主義社會因工業化而帶動中產階級的大量崛起,也高估了無產階級的革命本性,即其理所當然的「階級意識」。或許他對階級在經濟活動生產關係中的階級位階(class by itself)與階級意識(class for itself)之必然關係(所謂符應原則)採取過於樂觀的看法。在經濟活動上,有相同位置與處境的社會成員並不一定有條件或有機會正視彼此共同的利益並採取集體行動,蘊釀出生命與共的階級認同感。顯然,馬克思學派一貫的堅持與立場,即僅從單一物質面上的標準:生產工具的有無來界定階級,嚴重地限制了他們對階級分類的可能貢獻。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類別除了資本家、勞工階級外,有關經理、工程師或其他專業人士等介於他們之間的那群人,泛稱中產階級應如何分類的問題,此一學派無法提供說服性強的分類架構,這也正是韋伯對社會階層理論的傑出貢獻。
 

韋伯學派

      對韋伯而言,階級形成的根本因素在市場,人們因市場狀況不同而被區分成類,並造成他們在階級位階的差異。在各種不同類型的市場裡如金融市場、商品市場,其中又以勞動市場對形構階級最為關鍵。勞動市場將人們分成兩大類:一群雇用員工的雇主與另一批出售勞動力的被雇用者。韋伯這樣的分類原則與馬克斯並無明顯差異,但他們對階級卻有不同的界定。韋伯則更進一步提出地位(或地位團體)、政黨(或自願型組織、職業團體、社團等)在分類社會階層的重要性並各自成軸轉換為一個獨立存在、有層級的階層體系,社會不平等的來源與型態也因此擴大並相互交錯關聯。總而言之,韋伯強調除了階級之外,社會階層還有其他基本面,必須從多向度的立場來檢視階層體制的複雜性。

    以市場為基調的階級觀,韋伯著重在探討被雇用(或雇主僱用勞動力)的過程與受雇之後所獲得的報賞(生命機會概念的提出)。相較於以生產關係為基調的馬克斯,後者強調與生產工具關係有關的工作經驗。韋伯的階級分類架構可以根據各種不同類型的財產及個人在勞動市場裡備有不同條件的勞動力特質來區辨階級位階與種類。他不需像馬克斯一樣,假定其它社會階層的分類方式都將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弱到僅存兩種階級類型。事實上,馬克斯的假定也與現代社會的階層風貌背道而馳。

      往後在社會學界使用勞動力特質(如技術、資歷)或工作屬性(如從事勞動力或非勞動力的工作)來說明並解釋社會階層的學者均受到韋伯的影響。在社會階層研究裡,職業因此成為最常使用分類階級的標準,也廣泛應用在政府的統計與調查部門及廣告界的市場調查。各國政府訂定職業分類的標準,也隨著產業、市場的變化進行歸類調整,並在必要時對職業分類架構做大幅度的修訂。

      台灣人口職業分類的官方資料在這方面就顯得無法與台灣產業結構瞬息萬變的狀況同步進行調整,也可能影響台灣社會階層的研究。目前台灣的職業分類表有九大項:1)民意代表、行政主管、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2)專業人員;3)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4)事務工作人員;5)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6)農、林、漁、牧工作人員;7)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8)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9)非技術性工及體力工。根據這些類別,我們可再進行欄位合併做成階級位階表,有專業階級(1+2+3但不含企業主)、例行受雇階級(4+5)、自營階級(自1抽離)、技術性工人階級(7)、非技術性工人階級(8+9)及農人階級(6)等六類。或者我們也可以根據Goldthorpe的分類將職業型態簡化成三大項:服務或中產階級(1+2+3但不含小型企業主或頭家)、中介階級(4+5)、勞工階級(6+7+8+9)。

      職業作為透視階級的指標窗口,除了資料的易取得性高外,職業在現代社會的階層體制代表了個人勞動力的種種條件,如技術水平、勝任條件、薪資要求度,也象徵著人們社會聲望的高低、影響力的大小、生活風格的差異。韋伯承認經濟面向對階級形構的首要性,但社會不平等的來源,非經濟性因素絕不容忽視,尤其是與聲望及榮譽有關的社會文化因素。

      社會所普遍存在的價值觀、信仰與想法都有可能成為劃分身分類別的絕對標準,並形成「地位團體」。地位團體對其身分的特殊性與優越性非常保護,此類社群有很高的認同感與使命感,並經常藉由設定排他條款避免與地位、社會關係不相稱的人或團體往來,像喀斯特的階級藩離一般,根深蒂固難以消除。如果用馬克斯的詞彙,地位團體的階級意識是自然生成的。統治階級、官宦之家與上層階級均展現此一特質,猶太人則是最典型被許多社會唾棄的族群。同樣地,為了爭取權力而形成的組織-政黨也自成一階層系統並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源頭之一,在探討權力與與社會不平等之間的關連時,韋伯提醒我們政黨的群眾基礎往往與階級位階或地位團體的分隔線重疊。

 

功能學派

      功能學派的社會階層理論與馬克斯、韋伯的階級觀截然不同,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思及其兩位弟子戴維斯與摩爾。如果不平等現象普遍存在於人類文明社會裡,社會不平等勢必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與關鍵性,也就是說不平等對社會的生存、運作與延續產生功不可滅的作用,亦即發揮了功能、滿足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需求。社會由於成員有不同的社會角色,而造成人們在社會的重要性上呈現高低之分,對社會的貢獻或績效也有大小之別,結果有不同的報賞,而社會報賞之配置端視個人對社會績效之評定也自成一套社會成員所共享之價值體系。

      另一方面,社會必須面對一項極具挑戰的基本問題,那就是社會應該如何設計一套獎賞系統,讓成員有強烈的動機及意願,期待從事那些在社會體制裡最根本、最重要的位置,並真正有效完成此一位置所賦與的種種困難度高的工作與任務呢?一般說來,這些根本而重要的位置經常需要社會成員經歷長時間、高難度的學習活動及訓練,以便將來能勝任。任何人一旦決定投入,不但成本高,更需要心無旁貸的學習,精藝求精。為了使社會上有能力、有才幹的青年學子願意接受且承擔這些困難與挑戰,並允諾認真學習成就未來,社會必須在物質上、精神上提供相對的優渥條件回饋之。換言之,社會不平等的制度設計是為了延續社會發展的有效利器。

      對帕森思而言,由於共同的價值與信仰是維繫社會成員的最佳途徑,社會成員乃根據其他成員是否也同意該社會共享價值觀的角度來評定並排序他的價值。既然經濟活動與體制是工業社會裡最重要的社會制度,人們顯然會根據成員所從事的工作來判定他的社會聲望。職業結構、社會聲望因此成為功能學派在社會階層的研究主題與重點,也累積了為數可觀的社會階層研究,包括許多跨國性的比較研究。

 

社會流動的模式

沒有階級的社會?

      隨著現代社會生活的富裕、進步與發展,到底「後工業化社會」、「後現代社會」或「先進資本主義社會」的階層體制會以什麼樣的型態,風貌或模式出現呢?又會有哪些運作的原則與機制?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學家,尤其是功能學派相信在個人主義、開放社會及民主國家的社會脈絡下,人類社會有可能邁向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地位取得模型」是此一論述的代表性研究。由於強調成就地位是決定個人在階層位階之首要因素,「地位取得模型」的分析架構偏愛使用代間流動、代內流動等概念來說明並進行個人流動模式的研究。代間流動比較父母與子女在社會地位向度上之變化(絕大部分是父子之間的比較),代內流動記錄個人工作生涯中與社會地位有關之變化。另外,「地位取得模型」將社會聲望層級以連續數的方式進行測量並區別社會地位的高低。

      採取韋伯或馬克斯觀點的西方社會學家,另一方面著重在探討階層體制或階級結構本身之變動,並檢視其變動模式是否合乎所謂公平社會的原則。這些學者也同樣以代間父子或代內個人職業之變化作為觀察階級結構的窗口,但卻使用不同的概念來說明此一變動狀態所代表的社會學意涵,在轉換職業分類的操作上則強調階級位階的不連續性並將其分類排序。絕對性流動指個人從一特定階級出身變成另一類階級身分之機率,相對性流動指不同階級出身的個人均變成同一特定階級的相對機率。前者可以整體性說明階級結構的型態與其變動量之大小及走向,更重要的是一個社會既有的階級結構又會影響絕對性流動量的大小與方向。後者可以具體說明階級結構內部的流動狀態,包含比較不同階級間的流動量及流動走向。有關這方面的比較階層研究也累積了非常豐富的文獻,我們將於下節台灣社會階層簡介時一併討論。
 

台灣的社會階層
 

      台灣社會在1945戰後經歷重大而快速的社會變遷,無論是政治、經濟、人口或社會等各方面的變動都在形塑台灣社會的階層體制。與其他西方或先進社會一樣,在邁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台灣社會也正在經歷著她們曾經面臨的景況與處境,如工業化、都市化、人口轉型、國家建立、現代化等多重力量。因此在分析與瞭解這些形塑台灣階層體制的各種力量時,西方或先進社會的流動研究或比較階層研究亦值得我們觀察與參考。

      戰後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明顯有快速上升的社會流動。由於農業人口隨著都市化與工業化的腳步迅速消失,勞工與中產階級應運而生,也因此產生大量農家子弟遠離田園步步高升的社會流動景象,此一時期的社會流動大部分可以說是來自戰後臺灣經濟的建設與繁榮,即機會結構的高度擴張。如果進一步考慮階級與生育率的負向關係時(一般而言,中產階級家庭的小孩數低於勞工階級家庭、農家),我們可以肯定階級在生育率上的差異也促進了此時機會結構的持續上揚。或許二十世紀臺灣社會的階級型態是農民階級快速而持續的式微與勞工及中產階級大量而迅速的擴增。除此之外,有一定比例的頭家、中小企業主、或又稱自營業者也許亦是臺灣階層體制的獨特風貌。

      然而,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與台灣產業面臨轉型的時刻,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其階級型態與結構上會出現那些變化?是不是也循著二十世紀西方現代社會(含日本)在階層體制上的演進軌跡亦步亦趨呢?根據西方流動研究的研究成果來推論,在大方向上的發展上,我們的答案是肯定的。例如我們可以預期當農業人口降至不可再低的狀況時,接續的階層形態很可能是勞工階級的縮編、中產階級的擴展與定額的自營業者。前兩項是用來形容二十世紀西方現代社會的階級狀態,至於頭家、中小企業在階級流動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台灣社會特有的現象?還是一般性的現象?另外,是不是會出現一群不曾工作或長期性失業的「社會最底層者」(underclass)?性別、族群等因素又如何與上述這些新的發展相關連呢?這些問題的提出再次突顯檢視社會階層體制之重要性,它像是一張網住社會生活的蜘蛛網無所不在,並與人類社會生活的原理原則息息相關。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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